泛肿瘤免疫治疗临床实践多维度

调研综合分析报告 

2025年10月16日

目录

 

第一章：调研概述与核心目标

第二章：调研样本全景画像与医生群体特征

第三章：免疫治疗应用现状与疗效安全性多维透视

第四章：治疗前沿与临床决策机制深度剖析

第五章：免疫治疗安全性管理体系的挑战与能力建设

第六章：基层推广与系统性支持需求的深度解构

第七章：数字化与未来方向的展望

第八章：综合结论与战略建议

 

第一章：调研概述与核心目标

恶性肿瘤作为全球性的健康挑战，其防治已成为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任务之一。以PD-1/PD-L1抑制剂为代表的免疫治疗，开启了肿瘤治疗的新纪元，实现了从“治癌”到“控癌”的范式转变。然而，临床试验的理想环境与真实世界临床实践的复杂场景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疗效的异质性、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的独特性、生物标志物应用的局限性、以及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共同构成了当前免疫治疗全面普及与深度应用的现实瓶颈。

为深入了解免疫治疗在临床实践中的真实应用现状、医生认知、诊疗行为及未满足需求，本次调研面向内蒙古自治区多家医院的临床医生展开，共收集三批次问卷（报告一、二、三），从多维度系统分析免疫治疗的使用现状与推广障碍，旨在为优化区域乃至全国免疫治疗策略提供实证依据。

本次综合调研的核心目标在于：穿透宏观数据，深入内蒙古自治区这一特定区域的临床实践腹地，通过系统收集肿瘤相关科室医生的第一手观点与数据，立体化地描绘免疫治疗在多瘤种中的应用全景图，精准识别从诊疗决策、安全管理到基层推广全链条中的核心堵点与未满足需求，为制定更具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区域化及全国性优化策略，提供坚实的实证基础。

第二章：调研样本全景画像与医生群体特征

三次调研共同勾勒出一个以三级甲等医院、肿瘤内科为核心、中青年骨干医师为中坚力量的受访医生群体画像。

 

 图第一次调研科室分布情况

 

图第二次调研科室分布情况

 

 图第三次调研科室分布情况

科室高度集中化：三份报告均显示，肿瘤内科医生占比在70%-82%之间，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这清晰地表明，免疫治疗作为系统性治疗的主力军，其处方和管理职责主要由肿瘤内科承担。同时，胸外科、放射治疗科等科室的参与，也暗示了免疫治疗在围手术期、与放疗联合等场景下的探索。

 

 图第一次调研医生职称分布情况

 

 图第三次调研医生职称分布情况

职称结构反映实践活跃度：报告一与报告三共同指出，主治医师与副主任医师是受访主体（合计占比在64%-74%之间）。这一群体通常是临床一线最活跃的实践者，他们既具备一定的临床经验，又对新技术、新方案保持高度敏感和接受度。因此，他们的认知与行为，更能真实反映免疫治疗在临床前沿的落地情况。主任医师占比较低，可能源于其临床与管理事务更为繁忙，这提示在未来的策略制定中，需考虑如何更有效地触达并影响这一决策关键群体。

样本的代表性与局限性：样本高度集中于三甲医院，这确保了调研能够反映当前免疫治疗应用的最前沿水平，但也意味着报告可能无法充分代表基层医疗机构的真实困境。后续分析需注意这一结构特点。

第三章：免疫治疗应用现状与疗效安全性多维透视

3.1 癌种应用格局：“强者恒强”与“快速崛起”

免疫治疗应用癌种分布

(1) 肺癌始终是免疫治疗应用最广泛的癌种（报告一：45次；报告三：57%增长最明显）。 (2) 消化道肿瘤（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紧随其后，构成第二梯队。 (3) 泌尿上皮癌、头颈部鳞癌、黑色素瘤等使用频率中等，反映免疫治疗已实现“多瘤种覆盖”。

数据显示，免疫治疗的应用呈现出明显的“梯队化”特征：

第一梯队——肺癌：以“出现频率最高”（报告一）和“增长最显著”（57%，报告三）的双重身份，稳固了其作为免疫治疗“优势瘤种”的绝对地位。这与肺癌领域大量坚实的临床研究和广泛的适应症获批密不可分。

第二梯队——消化道肿瘤集群：食管癌、胃癌、肝癌、结直肠癌构成了免疫治疗应用的“主力军”。这表明免疫治疗已深刻改变了消化道肿瘤的治疗格局，从后线向前线推进，成为标准治疗的组成部分。

启示：当前免疫治疗的应用广度与各癌种的临床研究证据强度、适应症获批范围高度吻合，呈现“循证驱动”的典型特征。

3.2 疗效与安全性的“真实世界鸿沟”及其根源探析

维度	主要发现
疗效一致性	73%医生认为真实世界疗效与临床试验基本一致；16%认为疗效低于试验数据
安全性一致性	75%医生认为不良事件发生率与试验一致；约12.5%认为高于试验
差异原因	主要归因于患者基线特征更复杂（50.53%）、随访管理不足（23.16%）
生物标志物价值	57.14%认为部分可靠，25%认为高度可靠，反映其指导价值仍待优化

 

l 最常见irAE：甲状腺功能异常（30.7%）、皮疹（22.8%）、肺炎（17.3%） l 处理策略： ①　62.5%医生对肺炎采用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 ②　70%医生对≥3级irAE视情况决定是否永久停药 l 重启治疗条件：78%医生以“受累器官功能完全恢复”为首要条件 l 处置能力：52%医生可独立处置高风险irAE；32%需专科会诊支持

尽管大多数医生（约73%-75%）认为真实世界的疗效与安全性与临床试验基本一致，但承认存在差异的群体所揭示的原因极具价值。

疗效差异的根源：

    1.  患者基线特征：这是被反复强调的核心因素。真实世界中的患者往往年龄更大、PS评分更差、合并症更多、经过多线治疗，这与临床试验中经过严格筛选的“理想患者”存在显著差异。报告二中“患者体能状态较差”和“接受免疫治疗多为三线及以后方案”合计占比高达66%，是这一点的直接证据。

    2.  生物标志物检测的缺失：15%的医生（报告二）指出未常规检测PD-L1/TMB/MSI是关键因素。这反映了精准医疗理念在落地过程中，仍面临检测可及性、成本、以及结果解读能力等挑战。

    3.  随访管理不足：报告一指出23.16%的差异源于此，提示在长期的免疫治疗过程中，患者管理和随访体系的不完善可能影响最终疗效。

安全性差异的驱动因素：

    1.  联合用药的普遍性：报告二明确指出，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或TKI类药物是导致irAE发生率高于临床试验的首要原因（26%）。临床实践中，为了追求更佳疗效，联合治疗已成为常态，但这无疑加剧了毒性叠加的风险。

    2.  患者基础器官功能：18%的医生（报告二）指出患者基线器官功能损害是另一大因素。真实世界患者的肝、肾、心、肺等功能储备往往不及临床试验入组患者，更易发生严重irAE。

深度分析：真实世界与临床试验的差距，本质上是“高度选择的理想情境”与“复杂多样的现实情境”之间的差距。这要求我们在借鉴临床试验结论时，必须进行“本地化”翻译，更加强调对患者的精细化评估与分层管理。

3.3 生物标志物：从“认知认可”到“常规实践”的最后一公里

 

超过80%的医生认可生物标志物（PD-L1, TMB, MSI）具有临床指导价值（报告一），但“部分可靠”（57%）是主流观点。这反映出一种普遍的矛盾心态：既承认其重要性，又对其预测价值的绝对性和普适性存疑。这种“有限信任”状态，加上检测可及性与费用问题，共同导致了生物标志物检测在真实世界中未能实现全覆盖，成为制约治疗精准化的关键瓶颈之一。

第四章：治疗前沿与临床决策机制深度剖析

4.1 双免疫治疗：高期待与冷思考的平衡

l 认可度高：85.7%医生持正面认可态度 l 使用经验：61%医生已处方过双免方案 l 潜力场景：TMB-H实体瘤后线治疗（25%）、肝癌一线治疗（22%） l 主要顾虑：治疗费用高、叠加毒性、缺乏预测性生物标志物

医生对双抗/双免疗法展现出极高的理论认可度（85.7%），且超六成医生已有处方经验。这标志着该类创新疗法已成功切入临床。

潜力场景聚焦：医生们清晰地将其定位用于优势人群（如TMB-H实体瘤）和优势瘤种前线治疗（如肝癌一线），显示出理性的临床应用思维。

核心顾虑多维化：医生的顾虑并非单一维度，而是形成了一个“安全性-经济性-精准性”的三角制约框架。

    安全性：“叠加毒性风险”是首要担忧，这与联合治疗加剧irAE的认知一脉相承。

    经济性：“月治疗费用显著高于单抗”是最突出的单一顾虑，高昂的成本是阻碍其普及的重要门槛。

    精准性：“缺乏预测性生物标志物”使得医生在用药时如同“雾中行船”，无法精准识别最可能获益且风险可控的患者。

4.2 联合治疗策略：主流模式固化与新兴探索萌芽

最常用组合：免疫+抗血管生成（90%医生使用）、免疫+靶向（78%） 新兴组合：免疫+立体定向放疗（40%）、免疫+个体化疫苗（8%） 落地挑战：叠加毒性（70%）、患者自付费用高（62%）、缺乏疗效预测标志物（38%）

“免疫+抗血管生成”和“免疫+靶向”以压倒性的使用率（90%和78%）成为当前联合治疗的绝对主流。这表明，基于明确机制协同和丰富临床证据的方案，已迅速被临床采纳并固化为基础策略。

相比之下，“免疫+立体定向放疗”虽有40%的尝试，但“免疫+个体化肿瘤疫苗”等更前沿的方案仅占8%。这清晰地勾勒出临床实践的“创新扩散曲线”：医生群体更倾向于采纳技术成熟、证据等级高、医院具备实施条件的联合方案，对于技术门槛高、证据尚在积累或可及性差的尖端方案，则持谨慎观望态度。

4.3 临床决策的“指南依赖症”与真实世界证据的“价值期待”

 

制定双抗治疗决策的最主要依据分布

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发现是：83%的医生（报告二）在制定双抗治疗决策时最主要依据国内权威指南（如CSCO），而对国际III期临床数据（2%）和药企真实世界研究数据（8%）参考度极低。

指南依赖的深层原因：

    1.  本土化与实操性：CSCO等本土指南更贴合中国患者特征、药物可及性和医保政策，是临床医生应对复杂决策环境最可靠的“导航图”。

    2.  决策效率与风险规避：在缺乏绝对精准预测工具的情况下，遵循权威指南是保证治疗规范性、规避医疗风险的最高效方式。

真实世界证据的潜在价值：尽管当前参考度低，但报告三显示，医生对大型回顾性队列研究和预测模型这类系统化的真实世界证据抱有高度期待。这暗示，未来若能产生更高质量、更具指导意义的本土真实世界数据，并将其整合入指南更新，将极大地推动临床实践优化。

第五章：免疫治疗安全性管理体系的挑战与能力建设

5.1 irAE谱系与处置逻辑

甲状腺功能异常、皮疹、肺炎是最常见的“三大”irAE，这要求医院必须优先建立针对这些高频事件的标准化管理流程。

 

3级以上irAE发生后停用免疫治疗的观念分布

在处置上，医生展现出“安全性优先，兼顾治疗连续性”的理性策略。对于≥3级irAE，绝大多数医生（70%）选择“视情况决定”是否永久停药，重启治疗的核心条件是“器官功能完全恢复”（78%）。这体现了一种动态风险评估能力，即在确保患者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为可能从免疫治疗中持续获益的患者保留机会。

5.2 处置能力的不均衡与MDT协作的迫切性

 

对高风险irAE独立处置能力的自我评估

超过半数的医生（53%）具备独立处置高风险irAE的能力，这是一个积极信号。但仍有32%需要实时专科会诊，15%仅能处理常见毒性。这种能力分层揭示了医疗资源内部的不均衡。

 

所在医院是否建立了免疫治疗相关irAE的多学科协作（MDT）相应机制

报告三进一步指出，仅45%的医院建立了常态化irAE-MDT机制。当近半数医生将“多学科协作机制不健全”视为基层推广的首要“软性障碍”时（报告三），这强烈呼吁必须将MDT从“可选项”升级为“必选项”，建立快速响应通道，以弥补单个医生或科室的能力短板。

第六章：基层推广与系统性支持需求的深度解构

障碍类型	具体表现
经济与医保	患者经济负担重、医保报销限制
药品可及性	药品未进入采购目录
技术能力	irAE管理能力不足、缺乏检测设备
系统支持	多学科协作机制不健全、缺乏规范化培训

表基层医院推广障碍情况

基层医院面临的不是单一问题，而是一个由“政策-经济-技术-系统”相互交织形成的困境复合体。

政策与经济层：“医保报销限制”与“患者经济负担”是最突出的障碍。这直接影响了治疗方案的启动与持续。

技术与管理层：“药品未进目录”、“缺乏重症抢救设备”、“无法开展生物标志物检测”构成了技术硬约束。而“irAE管理能力不足”和“缺乏规范化培训”则是软实力的缺失。

系统协作层：“多学科协作机制不健全”被近半数医生指为首要“软性障碍”，深刻揭示了免疫治疗的复杂性已超越传统单科室诊疗模式，亟需系统性、平台化的支持。

与之对应，医生的支持需求也呈现体系化特征：他们最渴望的是能直接提升其临床决策能力与信心的支持，包括临床指南解读、真实世界数据共享、irAE实战培训等。而企业提供的支持，也应从传统的产品信息传递，转向“典型irAE管理案例库与实战培训”（35%）和“前沿学术会议精华解读”（33%）等高价值、实战型内容。

第七章：数字化与未来方向的展望

7.1 数字化工具的“渗透-应用”落差

 

应用电子化工具进行irAE监测的使用情况

尽管大多数医生（63%）已接触或使用电子化工具进行irAE管理，但仅26%为常规使用。这反映出当前工具在用户体验、工作流整合、智能化程度上可能尚未达到临床预期。医生最迫切的需求是“irAE的早期症状筛查与预警”（63%），这为下一代医疗AI工具的开发指明了方向——不是简单的记录功能，而是具备前瞻性风险评估能力的临床智能助手。

7.2 未来发展的方向聚焦

 

临床医生关注的未来免疫治疗发展方向侧重点

医生群体对未来免疫治疗发展的展望，清晰地指向了“精准化”与“优化”两大主题。“个体化用药方案”（35%）、“联合治疗策略优化”（33%）和“新型生物标志物探索”（22%）位列前三，合计占比90%。这表明，在经历了初始的“泛癌种”普及后，临床实践正渴望进入一个更精细、更智能的“深度优化”阶段。

第八章：综合结论与战略建议

免疫治疗已在多瘤种领域扎根，成为临床标准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其发展正从“野蛮生长”的普及期，步入“精耕细作”的优化期。当前面临的核心矛盾是：日益增长的创新治疗方案复杂性、高标准安全管理要求，与不均衡、不充分的临床实践支持体系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具体外化为疗效与安全性的现实差距、基层推广的系统性障碍、以及精准治疗工具的缺失。系统性战略建议如下：

1.  构建分层精准治疗体系：短期强力推动生物标志物检测的标准化与可及性，将其作为精准治疗的基石。长期鼓励并投资于真实世界数据驱动的预测模型研发，为实现真正的个体化用药提供工具。

2.  升级医疗安全网络：机制层面，在所有开展免疫治疗的医院，尤其是三级医院，推动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irAE-MDT响应机制。 能力层面，开发以案例教学为核心的irAE分级培训体系，并建立区域性的专家支持平台，实现能力的下沉与辐射。

3.  破除基层推广的系统性障碍：政策端，推动医保政策与临床证据的动态衔接，扩大报销范围，探索基于疗效的付费模式。资源端，优化药品目录和采购流程，确保核心药物的可及性。支持端，构建以“规范化培训+实战案例库+上下联动MDT”为核心的一体化支持方案。

4.  深化循证决策与数字化赋能：大力推动高质量本土真实世界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快速转化为临床指南更新和决策工具。重点开发以“irAE早期智能预警”和“疗效自动评估”为核心功能的临床辅助系统，实现数字化工具的实质性赋能。

通过以上多维度、系统性的战略布局，方能逐步填平“真实世界鸿沟”，推动免疫治疗从“可用”向“用好”、从“普及”向“精准”的更高层次迈进，最终让更多肿瘤患者实现最大化的生存获益与生活质量改善。